【蘇嘉豪提案引介全文】

2019年6月3日,本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以及《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條a)項的規定,向立法會提交《修改七月二十九日第4/98/M號法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法案,並首次依法獲得接納,於全體會議進行一般性討論和表決。本人作為提案人的引介如下:

***加入綱要助創工會立法有利條件***

首先需要開宗明義的是,法案旨在修訂第4/98/M號法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加入有關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的原則性、宣示性條款,而非要就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進行具體性、細則性立法。簡單來說,這不是一份《工會法》的提案,但在綱要法律的層面則具有一項重要意義,就是促進政府和社會為日後訂立《工會法》,主動創造有利條件和社會氣氛。

***引入工會、集體談判、罷工權原則條款***

法案建議於第4/98/M號法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的第五條加入數項勞工權利,包括:(一)組織工會和參加工會的權利;(二)透過工會維護勞工權益的權利;(三)透過工會締結集體勞動協議的權利(即集體談判權);(四)在法定情況下罷工的權利。法案同時建議,在第七條列明確保工會權利及罷工權利的行使受法律保障是必須採取的措施。

***確立勞權有助保障僱員體面勞動***

對全澳數以萬計「打工仔」來說,勞工權利的確立都非常切身和重要,牽涉到他們的聘用、工時、加班、薪酬、升遷、工作環境、體力、休息、解僱、退休等,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他們建構的社會和諧。因此,澳門先後訂立了《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勞動關係法》、《勞動訴訟法典》,以至剛獲一般性通過的《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等,以保障僱員有良好和體面的工作條件,促使社會民生進步。

***集體爭取優於法定勞權***

但必須強調的是,上述勞動法律所規定的僅是最低標準,低於標準的就是違法,也可以說是不人道,政府和法院便會介入,這是他們的責任。不過舉例說,如果老闆賺大錢,但加薪追不上通脹?這就不是政府可以介入處理的問題了。

要為「打工仔」主張和充實權利,不可能一味通過不斷提高法定標準,這會導致勞資關係過於剛硬,而且勞動法律亦不能過於具體地回應不同行業僱員的需求,例如具體的工作量,或者勞資雙方的利益分配等,都難以由法律盡數列舉。

因此,「打工仔」很多時候都需要透過自身努力,理性爭取優於法定標準的工作條件,持續促進勞工權利。可是,我們都很清楚,面對僱主,僱員單獨一人往往處於弱勢,難以向僱主爭取甚麼,有時甚至被迫接受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對待,這些情況在今日的澳門仍時有發生。

但如果我們有法律機制,規範工人集體去代表全體僱員磋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將有助改善大多數僱員在勞動關係中的弱勢地位,也有利於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制止不符合常理以至法律的行為,建立越趨穩定的勞資關係。這個平衡雙方的效果,正是法定工會存在的一大意義。

工會的另一個重要意義,是透過集體爭取優於法定最低標準的勞工權利,如適當提升有薪年假、產假和侍產假;調低工作時數;改進工作環境、輪更安排,以至釐訂工作條件及福利、薪酬安排、人事管理制度,以彌補法律的不足之處,更能改善僱員的生活水平,更合理地享受他們的勞動成果。

***確立勞動三權 實踐集體權利***

正因為以上簡明的道理,法案建議從原則層面著手,賦予「打工仔」所謂的「勞動三權」,亦即工會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現行《勞動關係法》主要是處理「個別僱員」與資方之間有關勞動權益的議題,法案促成的「勞動三權」則屬於「集體權利」,當中的「集體談判」是指容許透過工會或者工人經民主程序授權的代表,在一個較平等的基礎上,與僱主締結與工作有關的書面協議。

***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和國際義務***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明文保障了澳門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適用於特區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以及國際勞工組織第87號《結社自由和保護組織權利公約》及第98號《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權利原則的實施公約》都分別保障了工會的權利,《基本法》第四十條則規定這些權利要通過特區法律予以實施,而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

無容置疑的是,澳門特區有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和國際義務,透過立法賦予工會明確的法定地位,以保障數十萬僱員組織和參加工會、行使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特區政府亦曾表明從無否定制訂《工會法》的可能性。

事實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一早透過法律賦予「勞動三權」,例如台灣分別有「勞動三法」作出規範,包括《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

令人遺憾的是,立法會過去先後10次否決旨在細則性保障上述人權的法案,政府更未曾提案,至今仍停留在研究何時適合討論的極落後步伐,令澳門至今仍然是全中國唯一缺乏集體勞工權利法律保障的地方。

***工會法反對者曾表明認同大原則***

本人在法案理由陳述亦特別提到,即使是過去對《工會法》或《工會團體基本權利法》投下反對票的議員,也多數表明原則上、大方向上支持有關立法,只是因為對當時法案的具體內容、立法技術、立法時機存有異議而反對。

因此,本人法案正是從大多數議員的原則和立場出發。本人認為,現階段已經具備條件,在原則上以法律表明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立法的必要(不論日後由何方提案),並以綱要法律方式確立其重要性,以及澳門特區在未來就此進行細則性規範的憲制責任和國際義務。

***綱要法載明工會罷工權價值意義深遠***

這種保障勞工權利的做法絕對不是首創,例如1998年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七條c)項就已提及,須採取措施「確保最低工資及其定期調整」。參閱相關會議紀錄可知,立法會當年對立即實施最低工資未能達到共識,不過議員也接受先在綱要法律明訂有關措施,作為勞工政策的長遠目標。21年後的今日,本人這次提案的策略和出發點,基本上與當年如出一轍。

當年,立法會負責審議《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的社會事務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作成了第3/98號意見書,當中提及在綱要法律加入有關勞工權利的內容的意義:「集中勞工權利於獨一個法規內,可以加強其價值,從而能限制規範性的法例。

換言之,經在綱要法律載明,立法者一般就不容易局限或廢止此等權利,還須指出這是被視為基本的權利,且在其主要核心規定,這亦意味著一般立法會必須制訂每一權利的指定範疇。」

按照以上立法原意,本人相信今次的議員提案可達致以下目標:

1、集中勞工權利於一個法律中,加強工會權利及罷工權利的價值;
2、令一般立法者不容易局限或廢止工會權利及罷工權利;
3、表明細則性規範工會權利及罷工權利是澳門特區的一個立法目標和憲制責任。讓我們至少告訴市民,我們真的差了他們一些很重要的權利。

***已徵詢社協及部分議員意見***

本人已於2019年5月27日將法案交付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請求社協根據第59/97/M號法令第二條b)項,對涉及社會勞動問題的立法草案發表意見,社協亦已於2019年7月1日覆函歡迎意見。

與此同時,本人在過去兩週亦以非常有限的資源,努力嘗試徵詢部分議員的意見,他們在法律上、原則上對法案均無表示異議。部分議員對未來就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進行細則性立法時的問題表達關注,例如提醒需正視對中小微企的影響、如何平衡僱員的權利與義務、決定工會和集體談判代表的可操作性,以及罷工權行使的合理規範等。雖然這些意見都超出了本法案可以處理的範圍,但都值得尊重、理解,以及供日後展開相關細則性立法工作時仔細參考。

***歡迎委員會階段完善修訂細節***

根據《議事規則》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針對法案的一般性討論,標的包括「每個法案的立法精神和原則,以及其在政治、社會和經濟角度上的適時性。」因此,如果各位議員有任何非一般性的具體或技術問題,本人非常樂意和歡迎留待委員會的細則性審議階段,對法案條文再作探討和完善。

此外,由於法案不涉及政府的專屬提案權,本人在此有責任提醒,各位議員均有權於細則性審議階段自行提出修訂提案,從而直接修改本人法案的內容。

***首次成功提案 感謝學社團隊***

最後,正如剛才所講,今次是本人的提案首次獲接納「擺上枱」討論和表決,在此必須感謝新澳門學社的團隊,他們在籌備、起草、發布、後續跟進的整個過程中,都善用了有限的資源、發揮了很大的努力。

本人引介到此結束,希望各位議員多多發表意見和指教,更希望各位議員對法案投下一般性的贊成票,為全澳「打工仔」的福祉和社會民生共同努力,多謝!

#蘇嘉豪議會發言
新澳門學社 New Macau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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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8):蘇嘉豪(直)、吳國昌(直)、區錦新(直)、林玉鳳(直)、李靜儀(直)、梁孫旭(直)、林倫偉(間)、李振宇(間)

#反對(17):宋碧琪(直)、施家倫(直)、黃潔貞(直)、梁安琪(直)、高開賢(間)、葉兆佳(間)、崔世平(間)、陳亦立(間)、陳澤武(間)、黃顯輝(間)、馬志成(委)、邱庭彪(委)、胡祖杰(委)、馮家超(委)、龐川(委)、柳智毅(委)、陳華強(委)

#棄權(3):何潤生(直)、麥瑞權(直)、陳虹(間)

#缺席(3):高天賜(直)、鄭安庭(直)、張立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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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討論及表決《修改〈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法案
http://www.al.gov.mo/zh/law/lawcase/392

足本重溫:
https://tdm.com.mo/c_video/play_video.php?id=4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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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豪提案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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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嘉豪提案介紹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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