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反威權 今日青年聽黨話?】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這是奧威爾(George Orwell)創作的政治諷刺小說《1984》的其中一句名言。任何政權都渴望掌控對歷史的詮釋權,當中可能忠於史實,亦可能取其所好,目的離不開要維護統治。

最近,在澳門許多人都爭相談論「五四」,準確點說,應該是爭相為「五四」作他們想要作的演繹、下他們想要下的定論。100年過去了,到底「五四」的理念和精神還留下多少?在北京的「五四」百年講話當中,學運大力呼喚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都不見了,換來的是「黨先生」——所謂新時代青年必須「聽黨話,跟黨走」,諸如此類。

在澳門,許多人都嚷著要大搞愛國教育;但如果他們有機會帶學生遊歷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會說些什麼?他們會不會如實地說:1919年5月4日,這裡有一群北京大學學生,為了抗議政府在巴黎和會出賣山東權益,於是高呼「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反專制」、「反威權」、「反官僚」、「要科學」、「要民主」,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衝擊政府部門、縱火焚燒趙家樓、對政府官員拳打腳踢,結果被軍警鎮壓逮捕,後來全國罷工罷市,社會各界群情激憤,政府被迫釋放學生,涉事官員亦相繼被革職,中國代表最終拒簽所謂和約,這次事件史稱五四運動。

「五四」固然源於愛國情緒,但不能狹隘地將「五四」核心等同愛國主義,因為自由、進步、民主、科學的思潮同樣舉足輕重,當年學生呼喚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正代表著不受傳統束縛的自由社會,他們還積極探索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這股政治變革的思潮,啟蒙了一些學運領袖兩年後成立中國共產黨,甚至在70年後的春夏之交,激發北京另一場劃時代的「六四」學運。

但100年後,當人人前仆後繼、爭相詮釋「五四」之際,我們要問:「德先生」去了哪裡?不說其他,就說澳門五年一度的小圈子戲——2019年的今日,幾十萬選民依舊眼睜睜看著,幾百個社團提名幾百人再選出幾百人,再在一個候選人當中選出管治幾十萬人的特首。100年後,「德先生」在澳門仍是無影無蹤,如今高談闊論「五四」的不少人卻仍為此辯護。

雖然值得慶幸的是,100年後的今日,仍有一些人堅持講真話、爭民主;但面對政治高氣壓,卻賠上了各種代價,一些敢於抗爭的青年背負不同罪名,甚至飽受牢獄之苦。這不禁令人想起胡適在「五四」一周年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結語寫道:「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的必然產物。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盡力,不能治理政府腐敗,在這種情況下,干涉糾正的責任,就落在學生的肩膀上。……荒唐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鬧下亂子,卻要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間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在1930年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更寫得一針見血:「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他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由一幫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一段歷史各自表述,是平常不過的事,如同你有權利說出歷史事實,亦有自由把歷史意涵扭曲到離天萬丈。不過,請忠於良知,談論「五四」更應忠於青年的獨立自主——自主的思考、獨立的批判。正如「五四」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在1918年的《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所言:「知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任何強權要求青年隨波、盲從的意圖和指令,都註定與「五四」漸行漸遠。

立法會議員 蘇嘉豪
201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