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障工會組織 締造進步勞資關係】

  今年8月,一群公共泳池救生員集體罷工,抗議長期非人道的超時工作,以及外判公司其他不合法、不合理的待遇。其後,勞資雙方達成復工共識,前提是公司承諾發還合同、糧單、證書等正本資料,以及補償過去剋扣的工資和假期,並保證不會因為工業行動而秋後算賬等。可惜公司未有完全兌現承諾,最近甚至將當時有份罷工的大部分救生員解僱。

  最近,立法會關於教師權益的口頭質詢,引起了教育界同工不少迴響。一些教師紛紛反映長期超時工作、超節授課,週末和假日也經常被安排帶隊參加比賽、課外活動等非教學工作,質疑學校無視法律規定,「應份」地不給予超時工作補償。有曾經懷孕的教師控訴,曾因工作壓力過大而間接導致流產,也有教師曾希望產前請假安胎,結果在緊接的新學年開學前被無理解僱。

  上述分享的案例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在澳門,這些勞資糾紛每日都在發生,但更多的是僱員敢怒不敢言、有苦自己知。歸根究底的是,本澳一直欠缺專門的法律,賦予工會明確的法定地位,以保障僱員不會因為組織工會、行使罷工或集體談判權而招致秋後算賬,以及避免因為工會成員的身份而遭遇職業上的歧視。

  當法律不能保障勞資雙方相對平等的關係,如是者,勞方長期處於弱勢一方,《勞動關係法》載明「可由勞資協商」的條文往往淪為空話,最近社會熱議的「四選三」方案便是最佳例子,美其名是勞資可協商將元旦、清明、中秋和重陽四個強制性假期的其中三個,調到其他公眾假期;實際上,很難避免僱員在議價能力普遍薄弱的情況下,被強制調假兼不獲補償,為了保住飯碗,僱員亦往往只能默默承受不公甚至不法的對待。

  《工會法》立法,是特區政府建基於《基本法》第27及40條而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以保障僱員的工會組織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長遠來說,《工會法》立法將令勞資關係進一步趨向平衡和理性,透過受到法律規範的平等對話,化解因勞動權益長期受到壓抑而潛藏的不安,有助推動社會和經濟穩定。然而,回歸將近19年,政府從未提案立法,當年制訂現行《勞動關係法》時更刻意抽起關於集體談判的條文,議員過去9次提案也全被商界主導的立法會否決。

  工會組織權、罷工權、集體談判權,是居民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也是《基本法》及適用於本澳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所要求和保障的自由。因此在澳門,《工會法》立法是「如何做」與「何時做」,而絕非「做不做」的問題。政府早於2016年底籌備委派第三方機構進行研究,但研究主題卻是「就社會須具備甚麼條件才能開展《工會法》的討論」,這是否意味著政府認為現時社會連展開《工會法》的討論也不應該,以至連純粹的討論也需要前設條件,間接導致立法工作一拖再拖?

  政府至今的取態,難免被批評是刻意矮化議題、迴避憲制責任,有偏袒資方之嫌,剝奪了居民理應享有《基本法》所載的勞工權利。況且,當時政府預料需時500多天可以完成報告,期望透過科學研究,縮窄勞資雙方分歧。然而,至今已將近700天,連一份研究「應不應該討論」的報告也無下文,到底牽涉全體僱員福祉以及能否締造更和諧、進步的勞資關係的《工會法》立法還要等到何年何月?

立法會議員 蘇嘉豪
2018年11月13日